能源安全的新变化和我国能源安全的应对思路
能源安全一词，来源于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引发的第一次石油危机。这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严重冲击西方国家和全球经济的石油危机，使得以美国、欧洲和日本为主的石油进口国首次意识到，保证自己的石油供应安全，成为国家能源、经济和安全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自此，石油安全，以及后来扩大化的能源安全，已走过了50年的时间。但时至今日，其内涵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变得更加丰富且更加复杂。
今天，能源安全意指在经济社会发展的某一时期或特定阶段内，一个国家或地区能够在保持能源价格的可接受性、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国家政治的稳定性前提下，保障能源的持续、充裕、及时地满足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的一种状态。国家能源安全概念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含义：一是经济安全性，是指通过维持能源的供应与需求之间相互均衡的状态，在保障能源稳定供给的前提下满足国家生存与发展的正常需求。二是能源使用的安全性,即能源的消费及使用不应对人类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构成任何威胁。能源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支撑，是关系国家经济发展的全局性、战略性问题，是其他领域安全的依托，对国家繁荣发展、人民生活改善、生活长治久安至关重要。
中国的能源安全问题不仅体现在总量上，更体现在结构上。能源安全矛盾集中体现在石油安全问题或油气安全问题上，也就是国内油气资源能不能有效地支撑经济的持续发展。当前我国能源安全问题比较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源需求压力巨大
一方面，我国正处于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的时期，能源消费强度较髙，随着经济规模进一步扩大，能源需求还会持续较快地增加，对能源供给形成很大压力，供求矛盾将长期存在，石油、天然气对外依存度将进一步提高，能源供给不足，供求矛盾日益突出。另一方面，我国能源资源总量不小，但人均拥有量较低。资源勘探相对滞后，影响了能源生产能力的提高。同时，我国能源资源分布很不平衡，大规模、长距离地运输煤炭，导致运力紧张、成本提高，影响了能源工业的协调发展。
（二）能源供给制约较多
1、国内能源分布不均，运输成本日益攀高。我国能源资源的空间分布极其不平衡，80%以上的煤炭储量集中分布于华北和西北地区，约70%的可开发水能资源蕴藏在西南地区的高山峡谷中，一半以上的天然气资源储藏在塔里木盆地和四川盆地，大量的风能和太阳能资源等可再生能源也主要集中分布于西部边远欠发达地区，然而全国2/3的能源消费却位于东部地区，能源生产和消费之间产生严重的空间错位，由此形成了世界上最壮观的“西气东输、西电东送、北煤南运”等能源运输景象。
2、国际能源市场变化对我国能源供应的影响较大。世界能源形势呈现出供应源和需求方同时多极化、多元化的纷繁复杂局面。能源供应受国际能源市场影响大，目前在我国进口石油中56%来自中东，23.5%来自非洲，14%来自亚太地区，剩余的6.5%来自世界其他地区。来源虽然多元化，但仍集中在北非、中东和亚太地区等少数地缘政治不稳定区域。地区局势持续动荡，石油生产和出口极不稳定。此外，进口通道集中度高，风险评估与安全保障力度不足。中国进口石油有70%-80%需要经过霍尔木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一旦发生战事或被经济封锁，集中的石油运输通道是当前中国能源安全的重大挑战。国际石油市场形势的复杂多变，增加了我国石油安全的不稳定因素。
（三）能源生产和消费对生态环境损害严重
1、能源消费模式不合理，环保压力不断增大。能源生产和消费环节造成的环境问题严重且难以治理。过去那种以为能源安全即等于扩大供给的观念，有意无意地忽视了过度消耗资源必然带来的环境污染与必然增加的社会治理成本，已不能适应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需要。
2、能源结构不合理，新能源和洁净能源开发缓慢。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不利于环境保护，而煤炭是我国的基础能源,富煤、少气、贫油的能源结构较难改变。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9%、石油占20%、天然气仅占3.4%、而水电、风电、核能及其他新能源加起来只有7%左右，而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17.8%、石油40.1%、天然气22.9%、水电和核能19.2%。另一方面虽然我国拥有丰富的核能、风能、氢能、生物质能、海洋能等可再生能源，但目前除水电得到相对较好的开发利用外，由于技术开发水平、使用成本等问题，可再生能源在我国能源消费构成中不到2%，远远低于8%的国际平均水平。
（四）能源技术水平总体落后
1、能源技术相对落后影响了能源供给能力的提高。我国能源技术虽然已经取得较大进步,但与经济发展的要求相比还有较大差距。可再生能源、清洁能源、替代能源等技术的开发相对滞后,节能、降耗、污染治理等技术的应用还不广泛,一些重大能源技术装备自主设计制造水平还不高。
2、替代能源发展不足，体制机制障碍突出。为缓解能源安全问题，政府重点推进油气资源的替代，支持发展替代能源。煤制油、煤制气等煤化工产业，推动电动汽车、轨道交通、氢燃料等新能源的应用。但都面临技术水平低、临成本偏高、设施建设不匹配、行业部门缺乏协调等问题。
基于上述我国能源安全形势分析，从夯实能源自给基础、强化大国能源合作、引导能源消费转型、攻关能源核心技术、优化能源政策体系等方面提出以下几点建议，以期为超前防范能源安全风险、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提供参考。
（一）夯实能源自给基础，加快构建坚强可靠的能源供给保障体系
立足国内、多措并举，提升能源自给自足和应急调控能力，把能源饭碗端在自己手里。
一是优化能源供应体系。从全国看，要强化传统能源稳存量保安全、清洁能源优增量调结构的观念，避免能源结构种类单一或新旧不接，产生安全隐患。从区域看，要充分尊重各地能源禀赋和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坚持先立后破，审慎稳妥引导各地政府谋划好能源领域“双碳”目标实施路径，支持清洁能源禀赋突出、经济社会相对发达的地区合理加快转型进程，同时允许传统能源大省站在保障全国能源安全的角度，适当放慢步伐。
二是建强能源应急体系。坚持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时不备原则，围绕我国能源消费核心区，依托重要交通枢纽或能源富集区域，建设一批区域级应急调峰能源储备基地，并统筹规划跨区域油气管网、主干电网、交通网络等基础设施，增强能源跨区调配能力。在此基础上，参考我国粮食物资储备机制，完善能源储备基地的季节性调控策略，发挥能源储备基地急时保供给、平时稳价格的作用。
（二）稳定能源外部供给，超前防范外部输入性因素对能源安全的冲击
强化大国能源合作，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影响力和不可替代性，降低国际地缘政治因素对能源安全的影响。
一是拓展外部能源引入的种类和来源。加快拓展中亚、东北亚、俄罗斯市场，逐步改变我国能源进口过于集中的被动局面。近期，可重点加强与俄罗斯的能源贸易谈判，通过长协交易或金融合同形式吸收俄罗斯油气出口产能，力争以更低价格锁定更多能源供给。中远期，应持续拓展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能源贸易往来，特别是鼓励我国能源央企加强在能源勘探、开采领域与外方合作，建立稳定的海外油气生产供给基地。同时，统筹规划好伊朗-阿富汗-中国石油、天然气管道等一批大型陆上能源基础设施，减少对马六甲海峡、霍尔木兹海峡运输通道的依赖。
二是积极融入国际能源秩序与全球能源金融体系。把握好期货交易和人民币结算两个关键抓手，推进国内能源市场与国际接轨，提高我国在国际能源市场中的议价权与影响力。一方面，稳步做强做大我国油气期货市场，适度扩充油气期货交易品种及交割库容，逐步推动上海油气期货成为亚洲油气定价基准，以降低国际油气价格波动对国内市场的影响程度。另一方面，加快完善跨境人民币结算体系，推动能源贸易及投资采用人民币结算，以人民币国际化助力提升我国在国际能源定价方面的话语权与影响力。
（三）引导能源消费转型，缓解能源安全结构性矛盾
推动能源消费清洁低碳转型，引导经济发展尽快走上低消耗、高效益的集约型增长之路，降低由能源供应压力及油气对外依赖引起的能源安全隐患。
一是加强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的顶层设计。深入调研分析各行业、各区域的减排降耗痛点与潜力，合理设置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目标，重点加强高碳排放企业的减排力度，加快形成减污降碳的激励约束机制，依托顶层设计解决好地区之间、近期与远期之间的冲突与问题。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完善碳市场机制，确保碳定价信号能顺利传导到用能终端，以市场化手段引导终端用能加强清洁替代与能效提升，促进产业转型升级。
二是推广综合能源服务与智慧能源管理。鼓励依托用户侧综合能源系统建设开展综合能源服务与智慧能源管理。一方面，推动传统的“物理能源”消费理念向“能源、信息、服务”综合消费理念转型，有效发掘消纳绿色电力、节能增效管理以及购买绿色证书等多样化需求，提升可再生能源在消费端的结构占比；另一方面，通过“云大物移智链边”等信息技术在用能监测、分析与管理方面的融合应用，提高电、热、水、气互补利用和梯级利用水平，在提升用能效率的同时显著压缩用能成本。
（四）攻关能源核心技术，为保障能源安全提供更多样的工具和手段
将能源技术发展以及对前沿技术的掌握作为保障能源安全的一项核心内容，布局重点领域关键技术攻关与设备国产化替代。
一是精心谋划能源技术中长期发展路径。组织专家开展能源技术水平评价，厘清世界能源技术发展阶段、分布格局，对关键领域技术差距进行评估，对符合能源转型趋势、符合中国实际的技术给予长远谋划和布局。特别是关注能源体系转型中可能出现的新的能源安全问题，如能源互联程度日益加深后愈加凸显的信息安全、网络安全等问题，超前布局技术反制措施。
二是推进关键能源技术设备的自主研发和国产化替代。对于关键装备、核心部件等“卡脖子”技术，可参照军工项目的管理方式，进一步强化定点定向的扶持指导，力争尽快取得突破。对于氢能、新型储能等基本具备产业化应用条件的技术设备，适时采用政府或央企采购等方式促进产品的应用和迭代，加快市场化推广进程。对于先进核能、新型非常规能源等前瞻性颠覆性技术，可超前布局高校学科，加快夯实理论基础，力争率先具备向工程应用领域延伸发展的条件。
三是站在保安全的高度加快综合能源系统相关技术研究应用。综合能源系统能够实现能源环节、主体间协同优化、互补互济，从而助力将能源安全隐患的风险化解在萌芽阶段，避免风险升级失控。建议加快从全局角度、战略高度谋划能源物理和信息系统的耦合模式，突破异质能源耦合存在的时间尺度差异难题，加快推进综合能源系统由理论研究、试点示范阶段向大规模推广阶段发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构筑更加坚强可靠的物理平台。
（五）优化能源政策体系，完善刚柔并济的能源安全支撑机制
进一步强化市场常态主导、政府应急兜底作用，为能源安全提供政策制度保障。
一是充分发挥市场的常态风险疏导功能。有序建立更为灵活开放的能源市场体系和价格机制，特别是强化国内与国际、一次与二次能源、能源及其衍生品市场间的协同联动。当能源安全出现风险时，通过成本价格疏导机制，将局部风险合理地疏导至上下游环节乃至整个国民经济体系，从而更好发挥我国庞大经济体系和市场规模优势，通过风险共担的方式保证各环节承压可控，避免局部冲击过大引起大范围的能源安全问题。
二是持续健全政府的应急统筹约束职能。对于能源供给严重失衡、市场价格大幅波动、国内外环境极端变化等市场无法自主调节的能源安全风险，建议强化能源系统各主体保障能源安全的权责、监管机制，明确不同场景下政府对能源市场的介入手段和干预强度，特别是要及时发挥好大型能源央企在保供稳价方面的社会责任。
